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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9日，四川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召開。四川省第十三屆人大代表、四川十大法治人物、四川瀛領禾石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曾文忠代表參會。曾文忠建議，要通過法治手段，強化法治建設，提升基層治理水平和能力。
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《決定》提出“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”。兩會召開之際，筆者就基層治理的相關問題，采訪了長期關心和參與基層治理的省人大代表曾文忠。
對話訪談紀實
問：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在此次兩會上提出這樣一條建議呢？您的初衷是什么？
曾文忠：作為省人大代表、四川十大法治人物，我同時也是一名長期在基層參與各類法律援助的一線法律工作者，每年都會深入各級政府部門、企事業單位、社區舉辦各類公益普法講座，參與各類法律調研；同時，作為四川同心律師服務團副團長，我從2012年開始持續深入藏區開展“送法進藏”活動，通過這些基層法律援助活動，我接觸了大量的基層干部和群眾，掌握并了解目前基層治理的真實狀況。
黨的十九大提出“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”，當前，中央強調要提高基層治理能力，今年突如其來的這場疫情，更是凸顯了基層治理的重要性和作用。同時，根據四川省委省政府《關于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》，現階段，四川正在穩妥推進“撤鄉設鎮、鄉鎮撤并、村居撤并，優化鄉鎮規模結構”重大改革，也涉及到加強基層治理的問題。因此，我結合自己參與基層治理工作的經歷和黨委政府的改革布局認為，應當充分利用法治手段，強化法治建設，以進一步提升基層治理水平和能力。
問：您認為基層治理對疫情防控起到了哪些作用？
曾文忠：我們先看一組數據：Worldometers世界實時統計數據顯示，截至北京時間5月7日7時02分，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超過381萬例，達到3811272例，累計死亡病例超過26.4萬例，達到264042例。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全球最多，超過125萬例，達到1257156例，累計死亡病例超過7.4萬例，達到74142例。
再看國內數據：根據國家衛健委的通報，5月3日0—24時，31個省（自治區、直轄市）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確診病例3例，均為境外輸入病例；無新增死亡病例；新增疑似病例1例，為境外輸入疑似病例。據31個省（自治區、直轄市）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，現有確診病例481例，累計治愈出院病例77766例，累計死亡病例4633例，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2880例，現有疑似病例3例。
兩組數據對比可以明顯看出，疫情作為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，原本情況最為嚴重的中國目前反而穩定了下來，甚至還有余力去幫助全球各個國家。而中國之所以能夠在2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得到這樣一個來之不易的數據，離不開果斷、準確的措施和全國人民的配合，這實際上就是基層治理發揮的作用。習近平總書記2月5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強調，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，越要堅持依法防控，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，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開展。正是因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疫情防控工作，特別是注重運用法治方式和手段，動員凝聚法治力量阻擊疫情。所以，各有關方面從立法、執法、司法、守法各環節發力，全面提高依法防控、依法治理能力，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
可以說，疫情防控工作的成效可以檢驗基層治理水平和能力；同樣，基層治理水平和能力是疫情防控成效的必然結果。
問：如何提升基層治理水平和能力？
曾文忠：利用法治手段。還是以數據說話：2003年“非典”時期，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涉“非典”疫情案件，主要集中在制售偽劣藥品，哄抬物價，編造、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等罪名。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，這三類“非典”期間數量最多的罪名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合計只占3%左右。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層治理中發揮的作用。
鑒于“非典”期間的經驗，疫情剛一爆發，面對口罩緊缺，防疫物資難買等現狀，政府部門就發文，明令禁止各類哄抬物價的行為，2月10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聯合公布《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》，羅列了與疫情相關的33種罪名，這些法治手段，使基層治理有法可依，也對疫情防控期間的社會安定團結、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進作用。所以，要想提升基層治理水平，離不開加強法治建設。
問：用法治手段進行基層治理要注意哪些問題？
曾文忠：一是要加強宣傳，提高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。就以這次疫情舉例，口罩緊俏、防疫物資難買，從政府加強市場監管措施，到公眾媒體的廣泛宣傳，只要哪家藥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漲價，消費者就會打電話投訴舉報，這就是因為法治意識深入人心。同樣地，正是因為法治意識深入人心，違法必會被嚴懲，藥店也不敢隨意漲價。這就是廣泛宣傳的影響力，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層治理的成效。
二是要提高基層干部的法治意識。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。基層干部自覺地尊法、學法、守法、用法，是依法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的必要條件。疫情防控中，疫情嚴重地區的基層治理采取封城、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，但一些疫情比較平穩的地方也“一刀切”式使出封字訣，封村、封路、封小區、封門，甚至在中央強調要求統籌做好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秩序恢復后，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層管理采用一“封”了之的簡單粗暴管理方式，影響群眾生活，影響企業復工的極端案例。這反映出部分基層領導干部學法用法不到位，利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強。同時還有一個現象就是，對于部分地區采取的封路、斷路等非法治手段，居然贏得了當地群眾或網友的正面支持，認為這是防疫的“硬核措施”，這也反映出一個問題：不僅是基層干部的法治意識需要提高，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識也亟需提高。
三是要加強立法研究，為基層治理提供法律依據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，要完善疫情防控相關立法，加強配套制度建設，完善處罰程序，強化公共安全保障，構建系統完備、科學規范、運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體系。基層治理涉及利益復雜，群眾訴求多樣，要真正讓基層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辦法，要做到與時俱進，對不合適當前情況的法律條文進行修改或廢止，我們需要抓緊研究現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層治理的短板和弱項，通過立法研究，及時修正、補充、完善，把法治建設落實到基層社會治理中。疫情期間，為了落實中央提出的“用法治方式和手段，動員凝聚法治力量阻擊疫情”指示精神，相關部門積極響應，發布了各類與疫情相關的通知、意見等文件，這些實際上就是廣義的立法，為特殊時期的基層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撐。下一步，應當進一步將這些文件變成法律。
四是要加強法治新基建的投入。我國現階段的宏觀政策確定從消費、投資和出口“三駕馬車”來發力，把疫情影響降到最低。同時，黨中央、國務院近期就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作出系列決策部署，20天內4次提及“新基建”相關內容。我認為，除了加大經濟領域的投資，同時也應加強法治領域的投資。法治領域的投資，應當從“新基建”著手。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：一方面，全社會的法治意識其實就是新的基礎設施，也需要加強建設，而這個建設的手段即是通過持續深化的宣傳和教育改造，達到強化全民法治思維和法治意識的目的，這對實現社會長治久安將起到直接推動作用。要實現這一目的，必須需要加大投資。另一方面，加強法治建設軟硬件建設，可以提高服務功能和基層治理效果。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廣泛應用于“不見面”政務服務、智能物流配送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個領域，保障了人民群眾正常生活秩序和社會正常運轉秩序。現代信息技術發揮的具體應用實踐給法治建設的發展方向、工作理念、建設路徑等方面帶來了新的啟示。智慧法院、網上立案、網上開庭、在線普法、在線調解等開始推行，但推行的過程中也發現諸多問題。要解決這些問題，必須加大新基建的投入，積極運用大數據、人工智能、物聯網、移動5G、區塊鏈等先進技術成果，不斷拓展數據資源，持續更新技術功能，強化智能化開發應用，推動先進信息技術與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，提高法治建設水平，開創基層治理新格局。
